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姓名: | 韩金钢 |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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领域: | 市场营销 |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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地点: | 北京 东城 |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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吴晓波在新书《浩荡两千年》中断言:两千多年的中国企业史,归根到底是一部政商博弈史。 中国的工商文明为什么早慧而晚熟?中国的商人阶层在社会进步中到底扮演了怎样的角色?中国的政商关系为何如此僵硬而对立?中国的市场经济体制最终将以怎样的方式全面建成?在“中国特色”与普世规律之间是否存在斡旋融合的空间? 作为“中国企业史三部曲”的第三部,《浩荡两千年》试图在公元前7世纪到1869年长达两千多年的时间跨度里,再次探寻国家与资本、政府与商人阶层之间的关系,并试图寻找出这些事关当代的问题的答案。在本书中,以上问题有的已找到了答案,有的则还在大雾中徘徊。 吴晓波在前言中不无沉重地写道:“活在当代的每一个中国人都对自己的历史有一种疏隔感。思想的流浪从我们投胎于这个国家就已经开始了,它或许真的没有结束的那一天。一个又一个的朝代更迭,已经将‘轮回’变成了老生常谈,它们被一再重复,直到变成化石和泛黄史书上的一行行文字,就这样循环往复,接下来的是冗长的疲惫和冷漠。在过去的两千多年里,每一个朝代都随着一个皇姓家族的死亡而画上句点,可是,这个国家的进步却缺乏这种自然的结局。” 太阳底下无新事。你只有理解了历史,你才能更好地理解今天,规划未来。 春秋战国:从管仲到商鞅:极权主义的建立 摘录:管仲是中国最早的中央集权主义实践者,在放活微观的同时,他十分强调政府对经济的宏观管制,而其手段则是从财政、税收和价格三方面入手。在这个意义上,管仲实行了中国历史上的第一次经济大变法。 剧透:管仲因辅佐齐桓公成为“春秋五霸”,被称为是“千古名相”。他出身低微,做生意爱占小便宜,在战场上当过逃兵,吴晓波却称他是“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具有完备的经济思想的人”。管仲经济上的创新主要是四民分业、贸易兴国和盐铁专营。士、农、工、商的分类,就是从管仲开始的。他还是一名自由贸易主义者,前来齐国做生意的人,空车来的不用交税。为了活跃市井,管仲甚至首开国营色情业,吸引他国商旅。 在农耕时代,盐和铁是最为重要的两大支柱性产业,因此都为国家所垄断。管仲实行盐业专卖政策,开放盐池让民间自由生产,然后由国家统一收购。冶铁业,管仲实行国有民营,统购统销,并控制了铁器的定价权。这些做法对后世影响深远,形成一种独特的中国式经济制度。因为盐铁的不可或缺性,国家通过对产业的控制,实际上对每一个消费者都变相地征了税,而在表面上,民众似乎没有纳税。这种巧妙曲折的治国理念一直延续数千年,正是中国与西方诸国在经济制度上最大差异所在。 摘录:若以治国理念而论,从管仲对中央集权的最初试验,到商鞅将之演绎到恐怖的极权主义,可以说,影响中国千年历史的治国模式到此已基本定型。与自信、圆润的管仲相比,冷酷而坚定的商鞅是另外一种类型的天才,他们赫然如钟摆的两端,后来的治国者无非在两者之间彷徨选择,竟从来没有逃出他们设定的逻辑。 剧透:商鞅变法是著名历史事件,他的变法分为三个阶段,分别是农耕、军战和中央集权,最后把秦国变成了一个无比强大而恐怖的战争机器。商鞅仇视商人,严禁买卖,驱使国民都去种地。为防止商业的繁荣和人口流动,他加重商品赋税,下令在全国进行户籍登记,命令百姓不得擅自迁居,这是中国户口登记制度的开端,迄今仍在沿用。 汉代:知识分子王莽的一败涂地 摘录:强势的国营化运动在短期内能够发挥“举国效应”,但就长期发展而言,则必然削弱民间经济的积极性,导致社会机能的退化,进而在长期上造成国力的衰落。所以,国家主义和计划经济基本上都有一个特点,那就是“一世而盛,一世而衰”,秦始皇如此,汉武帝如此,后世所有信奉和实践这一模式的治国者莫不陷入这一可怕的逻辑。 剧透:王莽本是一名孤贫的儒生,因姑母王政君当上了汉元帝的皇后,一门俱荣。王莽本人善于作秀,以孝顺、懂礼、恭谦、节俭博得舆论赞誉。公元5年,王莽发动“和平政变”,登基称帝,随后启动了一场引起重大争议的改制运动。他事事以《周礼》为标准,后世一种观点认为他是“托古篡汉”,另一种则认为他是真心实意要按周代古制来改造弊病丛生的当代,是汉代儒生的一次理想主义试验,胡适就称王莽为“中国第一个社会主义者”。 短短7年间,王莽4次改变货币,政府的金融信用几乎破产。每次变动,都造成民间的一次大破产。为削弱豪门世族,王莽推出的改革方案是:恢复全面的土地国有制,然后平均分配给农民耕种。这对社会秩序造成的震荡可想而知,王莽的诸项改革,可以用“一败涂地”来形容。从上到下,他几乎得罪了所有的社会阶层,最后身死叛乱,中国又陷入一个“人相食”的乱世,直到刘秀建立东汉政权,才得以慢慢平复。 宋代:王安石变法的悲剧命运 摘录:王安石治理下的国家,又进入到一个“极端的年代”。激烈的变法对民众财富观念造成巨大的冲击,其景象颇与汉武帝发动的“告缗运动”相似。中国商人阶层在财富积累上的不安全感和幻灭感,并非一日生成的,它几乎是一种历史性的强制记忆,在不同的朝代被一次次地强化和唤醒。 剧透:王安石变法,除了宋神宗本人,众多大臣都站到了对立面。王安石是官场“另类”,他本人文采极好,独来独往,个性十分孤傲。他的变法,准备效法伟大汉武帝,执行国家主义模式,由政府全面管制所有重要的产业领域。均输法、市易法和青苗法三大内容,笼罩了国民经济的商品流通和农业生产两大领域。 跟所有计划经济大师一样,王安石的初衷,一是尽可能增加中央财政收入,二是打击富豪,缩小贫富差距。但事实上,官员从中渔利,最终受苦的是农民和城市贫民。新政的实施,让宽松的经济环境不复存在,自由工商业者遭到毁灭性打击,商人“绕城而走”。 王安石下台后,反对派执政。但司马光这样的儒生只知“重义不重利”的道德原则,在经济变革上依然表现无能。王安石的激进程度与王莽颇为接近,变法的余波间接导致了北宋帝国的灭亡。 与此同时,欧洲开始走出“黑暗中世纪”,比萨城成为“自由城市”,人类历史上第一所大学博洛尼亚大学诞生,剑桥大学成立,英王约翰与工商业贵族签订著名的《大宪章》,君权不再无法扼制。宋代中国尽管享有高度的城市商业文明,在社会制度的建设上却开始落后了。 明代:“男耕女织”为什么是诅咒? 摘录:对于一个专制型政权而言,影响“稳定”的因素有两个,一是外患,一是内忧。控制前者最可行的办法是杜绝对外的一切交流,与各国“老死不相往来”;实现后者的办法,则是让人民满足其温饱,而民间财富维持在均贫的水准上。 明代治国者分别找到了两个办法,那就是,对外,实施闭关锁国的“大陆孤立主义”;对内,追求“男耕女织”的平铺型社会模式。 剧透:钱穆曾说:“现代中国大体是由明开始的。”此论大有深意。乞丐出身的朱元璋,他的治国政策只有两个字:一是“俭”,二是“严”。所谓俭,他痛恨商人,视如国贼,规定商贾之家不许穿戴绸纱,民间百姓的房子大小,不能超过三间、五个间架,不准用彩绘的斗拱。所谓严,就是实行严酷的法律来惩治贪官污吏。 朱元璋平生读书不多,最喜欢的是《道德经》,尤其关于“小国寡民”的那段。在他的理想中,一个完美的帝国就应该是无贫无富、男耕女织的小农社会。 在中国经济史上,有两种植物彻底改变了国家的命运,一是宋代的水稻,二是明代的棉花。这场“棉花革命”再次刺激了生产力的发展和人口爆炸。技术的进步反而强化(而不是减弱)了这个国家的内向和封闭,不必追求海外市场。在这个意义上,“男耕女织”是一个“唯美主义的诅咒”。 当全球海洋贸易兴起的前夜,拥有地球上最强大海军的帝国却选择了自毁战舰和内向封闭。在产业经济上,乡村工业阻碍了工业化的进程,使得工业革命的火星无法从棉纺织业中迸发出来。市镇经济的发达让城市化步伐全面停滞。相对照,欧洲的自由城市却如雨后春笋般勃发,最终成为工业革命的摇篮。 清代:戳开“康乾盛世”的皮囊 摘录:在社会进步的意义上,“康乾盛世”其实是大一统中央集权制度下的周期性复苏,中国社会仍然在超稳定的状态下平铺式地演进,在经济制度、政治制度和科学技术上没有发生任何本质性的突破。 剧透:1644年,满清入关,明朝灭亡。大清帝国延续了268年,其中1681年到1796年,被称作“康乾盛世”。康乾年间,帝国的金融中心不在京城,而在扬州,这与盐业和徽商有关。其中最显赫的盐商领袖,叫江春(公元1721-1789年)。因为善于奉承,办事利落,江春深得乾隆欢心,先后六次南巡,都要接见他。 盐商与各级官府,表面看一团和气,其实利害关系非常微妙。康乾年间,盐商对主管衙门的进贡已成制度,仅补贴盐运司衙门的饭食银和笔墨纸张杂费就达每年4.3万两之多,其余的孝敬和贿赂不在话下。1768年,江苏巡抚彰宝上书朝廷称:除了正常的纳税和获利外,两淮盐商另得“余利”1092万两,这部分利益应该全数上缴朝廷。 盐商们连连叫苦,过去20余年里,商人交纳的各种办差银两,加上替历任盐政官员代购物品费用,两项合计已和“余利”相当。江春在朝堂上说明实情,把责任揽在自己身上,皇帝信任他,不再追究其他盐商。经谈判,盐商答应当年缴纳127万两白银,其余800多万两分为8年缴清。 到江春晚年,偌大家业居然奄奄一息,不得不靠变卖古玩来应付。他去世时,其子孙“生计艰窘”。江春的“速富急衰”,只是一个盐商集团的缩影。他的财富因垄断授权而得,终其一生也在为维持这一授权而陪人欢笑。 ![]() 大客户销售与管理专家,专注销售技巧与销售管理咨询与培训;韩老师联系方式:15101086490;QQ交流:1347107494;1751574652 |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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